石河子新城勘建始末

作者:韦文元         来源:摘自《石河子文史资料第1辑》     时间:2013-07-01 08:00    浏览:
 

  石河子新城勘察设计工程处组建

1950年冬,兵团党委组建了石河子新城勘察设计工程处,调派了先遣队开赴石河子。先遣队人员向老乡租赁了有6间平房的小院落,作为勘察设计工程处的办公地址。

这个工程处的领导及成员均具有大学文化程度。处长是梁客浔同志,副处长是周茂同志,设计科长是师景岳同志。由于我跟随首长们参加了一系列勘察工作,对资料情况比较熟悉,故被调到该工程处担任办公室秘书兼参谋。工程处的全部成员共计30余人。

工程处的成员虽都是知识分子,但多数人对土木建筑还是陌生的,只有师景岳同志是原厦门大学土木工程系的毕业生,又攻读过工兵专业,具有扎实的基础。面对这种状况,为尽快适应工作需要,工程处便决定先组织起来进行专业学习,指定专人搜集有关建筑工程的书籍和资料,一面现场工作,一面进行业余学习。

部队初到荒原,既无电影又无戏剧。每天晚饭后,稍微休息一会儿,大家便主动地按照学习小组聚集到一起攻读,边读资料边讨论。当对一个问题取得一致认识后,就做好学习笔记,供工作中参考查阅。为了使勘测设计工作达到应有的质量要求,陶峙岳将军报请王震司令员,让给我们选派一位有经验的工程师来处指导。王震将军即委派了“七一”纺织厂的工程师赵琛同志来帮助工作,进行指导。

石河子新城的勘测设计,是创建一座现代化新型城市的百年大计。因而,对地形、土质、水文、地下水位等结构状况,都要掌握得十分准确,才能定位定点。当时的关键问题是搞清地下水位及土质结构。如果这个问题含糊不清,数据不准确,一经定点动工,工程就难以修改了。工程设计科科长师景岳,深感肩上责任重大,终日在工地上调查研究,检查质量,严格要求。那时,一无探测知识,二无测绘工具,只能采用攻坚战的战术,定好中心点,然后围绕中心点,在四边50米选点,用十字镐、铁锹挖井取样,一连挖了十几个20来米深的大口井,分别取了水样、土样,拿回去进行化验。这样,我们才比较科学地掌握了这个地带的土质、水位、含碱量等第一手数据。在设计规划中,这座现代化新型城市的格局,究竟以哪一种形式布局好,是经过反复地精心研讨才确定的。

起初,我们参考苏联专家的意见,采取放射型布局。据苏联专家分析:这种格调,道路均为斜形,由四面向中心集中,故而没有正南正北的直路,这是根据石河子的地形地势特点确定的。如果按方格型布局,处于西北面的直条路,就会受到西北方向风沙的吹袭。风沙沿着街道直穿而过,直接影响市民健康和市区卫生。特别是冬季,西北风吹来,降温就会更大。后来,赵琛工程师根据此方案,提出了车轮辐射式的内方外圆的格局。这一格局的优点是进出方便,建筑物变化多样,艺术美观。同时,可以节省工程投资。现在石河子市军垦博物馆大楼附近的布局,就是按照这个方案兴建的。

到1951年春,九军政委张仲瀚同志来石河子工区视察,经过一番端详之后,认为这种车轮幅射式的布局,外观上显得零乱。他说:“建筑物不统一,有的朝正南,有的偏东南或者偏西南,像进了迷宫,不符合中国人的习惯。最好改成棋盘式分布:建筑物坐北朝南,或者坐西向东,一则光线好,再则居住方便舒畅。”

为了对城市的格局结构慎重定案,工程处领导和兵团有关领导几经研讨,最后,由工程处领导与师景岳综合各种方案优点,接受了张仲瀚同志的建议,将石河子新城建筑格局的设计蓝图重新加以修正,拟文附图,呈报兵团陶峙岳司令员审定。经司令员与军区王震司令员等反复研究,最后定为棋盘式格局。石河子新城的建筑格局遂告定型。

 

  石河子建城工程全面展开

为了加强基建工程的领导,加速建设步伐,兵团党委正式组建了新城基本建设工程处,由兵团直接管辖,赵锡光副司令员兼任处长,张仲瀚兼任政委,梁客浔和周茂任副处长,师景岳任规划设计科科长。设置了专门工程领导机构,具体组织指挥新城各项基建工作。兵团各师和兵团直属部队中抽调了兵力,共组成了6个营,3000精兵,建成了一支新城基建工程大军。

为了保证建筑工程技术质量,陶峙岳司令员指派兵团供给部长崔景谟从长沙市专门招聘了具有泥、砖、木、铁、油漆技能的工人40余人;从乌市、伊犁等地聘来了木工,烧砖、烧瓦工;这些工技师分配到各个施工连当师傅,带徒弟,迅速地提高了部队的技术水平,既保证了工程质量,也加快了工程进度。

1951年3月,为了动员全体建城指战员掀起新城建设高潮,张仲瀚政委、赵锡光副司令员在石河子老街召开了隆重的动员大会,大大鼓舞了施工部队建设新城的革命英雄主义热情。施工需要红砖土坯了,就用背架背起向上送。两公斤多重的红砖,一背就是二三十块,砖比头顶还高。就这样,战士们经常暗中进行竞赛。为了夺得优胜红旗,夜间在没有照明的情况下,战士们摸黑向高架上背送砖木。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干,他们都说,晚上把料备好了,第二天施工就能加快进度。连领导常常夜间到工地的高架上往回赶人,并告诉他们晚上往高架上运料不安全。尽管如此,这种现象仍未能杜绝。

在战士们忘我劳动精神的感染下,许多老首长来检查工作,也都情不自禁地跟着干起来。胃被切除三分之一的赵锡光副司令员,在一次检查工作中,也抱起4块砖径自送上屋架。当他发现木工厂老厂长一人扛着两根木椽,正往高架上攀登时,马上批评他不注意安全。可厂长一面擦着汗珠,一面反问赵副司令员:“你呢?”夜色朦胧中,高架上漾起了一片笑声。

那时候工地上连长、营长们天不亮就跑到路上去挡道拦人。他们批评战士们违反作息制度,不应当天不亮就上工干活。傍晚收工时,他们又忙着从工地上把战士往家里撵。撵走这个,那个又背着砖块、挑着土过来了。问他们“没听见收工的哨子吗?”他们却满面笑容地说:“就这一趟啦。”这样反反复复,一直撵到天黑透了,才勉强地收工。

在庞杂的建城工程中,最主要的工序有:烧砖、砌墙、伐木料。建筑上用的全部木料,都得从百公里以外的天山中砍伐,再运到石河子工地。在当时,这是牵动整个工程最繁难、最浩大的工程。城建工程处首长专门组建了一支千人伐木队,从1950年到1953年,先后用3个冬春伐木。千人大军搬木料,在新城建设史上,堪称是一个战天斗地的伟大战役。那时,我有幸参加了这一战斗行列,它给我留下了永远难忘的记忆。

那时,部队每年拉运木料,都是从入冬冰冻以后开始的。大雪后,才是最好时机,每两人一张爬犁,要拉运150余公里。沿途每隔一二十公里设有一个茶水站和小帐篷,供来往拉运木料的指战员取暖小憩,喝点热茶热水,烤馍充饥。战士们在拉运途中,往往是寒风嗖嗖,雪片扑面,打得人眼睛睁不开。由于路程远,要当天来回,常常是早晨披着满天星斗上路,行程十三四个小时,天黑戴着满天星斗才到家。战士们为了多拉快跑,路过茶水站时,都不愿多停一分钟。有的喝口水马上就上路了;有的连水也顾不得喝,拿起烤热的馍馍边走边吃。渴极了就抓一把雪团啃几口,把嘴边的冰碴一抹,就又赶起路来。当时,什么“休息一会儿”、“喘口气”这些词儿,在战士们的“字典”上是根本找不到的。他们相互之间,只是比谁拉得多,走得快,谁在周末、月底得上优胜红旗。

在拉运木料的大会战中,不但战士们表现得如此英勇无敌,就是连、营、团的领导干部们,也都是身先士卒,和战士们一起奔驰在风雪运输线上。兵团首长对战士们这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,给予了极大的鼓励。陶峙岳司令员在部队拉运木料中,曾3次于风雪交加中,亲临天山深处各个伐木、运木点站,跋涉于冰凌雪道上,看望指战员,召集有关领导干部,反复告诫他们要注意安全,注意劳逸结合,要搞好伙食,让战士们喝上热开水,吃上热饭菜。陶司令员一进山,不管多远的点站,都要去看看,去问寒问暖。当他看到战士们往爬犁上捆装木料时,总是再三叮咛要绑紧,要放平衡,拉起来才轻快。由于上级领导的亲切关怀,广大战士们伐木运木的情绪高涨,仅两个冬春所拉来的木料,用了3年还没用完。新城建起来的楼堂馆舍所用的数万立方米木料,都是战士们凭着一副铁肩膀和一双硬脚板从天山拉下来的。

建城工程中,砌墙筑楼是关键环节。我们指导思想是四个字:多、快、好、省。担负建城任务的部队,都是按照这个原则办事的。他们对待每项工程,都是力求作到精益求精,好上加好。

经他们建起的市委办公大楼(现兵团军垦博物馆),志愿军招待所(现石河子宾馆)以及原为陶峙岳将军修建的住宅等建筑物,经历风风雨雨,仍昂然地矗立在我们的眼前。

工地上,增产节约成了每一个人的自觉行动。站在架下的小工,一见到从上面掉下了一点灰浆,便马上用手捧起来,放进灰桶。战士们心里很清楚,这一桶桶水泥,都是从苏联或其他国家进口的,都是用大笔粮食和畜禽产品换来的。每道工序一完结,他们都从头到尾仔细检查一遍。发现毛病,马上主动修复。修建志愿军招待所时,一天,陶司令员检查工作,发现一个窗户上角的水泥墙上有一道小裂缝,便立即叫来施工员,经检查是昨晚临收工时抹的。水泥里兑的水多了一点,虽不算什么过失,但司令员仍严肃地指出:技术工序上应该严格从事;配料比例应认真对待,一次搞好。首长的谆谆教导和严格要求,成为战士们工作中的行动指南。他们在修完重点楼馆后,在住宅区平房的施工中,仍保持了同样的良好作风。

如今,当年的新城建设者们,有的已经退休离休,在这片洒过血汗的土地上颐养天年;有的已经作古长眠在天山脚下。当我回忆这段往事时总是心潮澎湃,浮想联翩。而石河子新城,却以绰约风姿,挺立在昔日的瀚海荒原上。

   

编辑: v4905568        责编:          编审: 王海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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